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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教授在威海“国际人居节”的演讲中批评了中国城市规划和发展中的种种弊端。比如城市模式的雷同性日趋增强、城市文化的差异性逐渐模糊、趋于沉重的交通负荷压力降低了城市运行效益等。他认为，危害至深的首要城市问题是跟风的“城市流行病”。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锦绣中华”、“仿古一条街”开始，经过90年代的“广场风”、“新天地”，一直到21世纪初的“大学城风”以及“会展中心热”。(9月4日《解放日报》)
无独有偶，前不久，在一次国际建筑设计学术研讨会上，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也是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库哈斯这样调侃中国的同行：“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十分之一，在五分之一的时间内设计了五倍数量的建筑。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8月31日《建筑报》)
一个批评城市规划的“流行病”，一个讥讽建筑师的“效率”。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简单说来，正是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大面积“克隆”，才凸显出建筑师的“效率”之高。因为它不要思想，只要会模仿就行。反之亦然
反思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千城一面”现象，固然有城市决策者基于政绩需要，一味追求“城市规模经济”，忽视“城市生存空间品质”；有城市开发商们基于利润而制造出一系列“豆腐渣工程”与“破坏性开发项目”。但我认为，这些因素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背景，这就是工业化尤其是全球化对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冲击与影响。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经济的一体化，也使得城市发展理念、设计思想乃至建筑手段与材料都国际化了，从而造成“城市流行病”与“跟风热”的泛滥。
工业化和全球化对中国城市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催化剂。工业文明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工业化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巨大的诱惑力、影响力，打破了地域文化个性赖以生存的空间界限和文化界限，信息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趋势。在建筑领域，长期以来，以西方建筑话语为主的建筑文化一统天下，全球化更是把西方的价值观带到城市规划和设计中，由此形成了城市空间和形态的趋同。我们看到，无论是北京、上海、大连、杭州，还是香港、台北、曼谷、汉城，或是纽约、巴黎、伦敦、多伦多，许多城市都失去了个性，彼此十分相似。可以说，全球化话语的影响淡化了中国建筑和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对全球文化的认同和对当代消费模式的共同追求使传统城市特色日渐消亡。
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得建筑市场日益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大规模建设项目由远离项目所在环境和背景的建筑师来设计。建筑师对城市文脉的缺乏理解，以及开发商对利润的追求，导致了一种在一张白纸上规划城市，改造城市的自由。比如，相当多的境外建筑师在处理中国的旧城改造问题时，往往将城市看作一张白纸，把中国当作实现其建筑理想的试验场，在上面随心所欲地勾画蓝图。而本国的建筑师，很容易服膺于西方理念，亦步亦趋。
没有思想和个性的城市犹如没有灵魂的人。对于具有几千年城市史的中国来说，如果城市失却特色，将历史文化的底蕴破坏殆尽，“千城一面”，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么，不仅是中国建筑和中国城市的悲哀，也是对中国文明的糟蹋。所以，如何不被全球化“文化趋同”的大潮所淹没，保持和发展中国城市的特色；如何在全球共性与城市个性之间趟出一条新路来，是对城市管理者和建筑师们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