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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今天，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10年，城乡规划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而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又将规划工作推到了“风口浪尖”。在这10年中，越来越多的专业型、技术型的年轻规划人才，放弃报酬丰富的纯技术工作，走上了矛盾重重的规划管理工作岗位，其中有不少是女性。她们用自己看似柔弱的肩膀，坚强地支撑着规划的一片“天”。
周岚是其中的一个。
用女性的敏感与细致对规划负责
由于工作的缘故，在正式采访之前，就曾在多个场合见过周岚。娇小秀美的外表常常伴随着行色匆匆的步履，话语温和而又不乏坚定。“想采访规划行业的女性精英？”江苏省建设厅城市规划处处长张第一个脱口而出的就是周岚。
城市规划实际是工学、理学和艺术交叉的学科，而女性对城市空间比较敏感，对空间的美的追求和女性的气质是连在一起的。周岚告诉记者，自己的女性身份并没有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任何不利。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规划引领城市发展的概念正逐步被全社会接受，规划行业在扩张，人才的需求也在增加，而我国总体上在选择人才时对性别的差异较小，只要你热爱这个专业、并且证明你有能力，就可以进入规划这个行业。因此，规划界女性挺多，女性在规划行业中所占从业人员的比例可能比一般的行业要高一些。而女性比较认真、仔细，这对规划设计行业来说非常重要。“在快速城镇化进程期，女性的认真和细致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她们比较敏感。”周岚说。
平和于理想与现实之间
1990年从同济大学毕业后，周岚一直从事规划设计工作，凭着一系列出色的获奖成果，她已经进入国内优秀规划设计师的行列。1997年的公选，周岚成为南京市规划局局长助理；2002年的公选，周岗走上南京市规划局局长的位置，成为江苏省各市政府部门为数不多的无党派“一把手”。“原来在规划院我是画图的，当时我觉得城市就应该按照这个图发展。但是到了实施过程中，把规划蓝图变为现实要有很多的支撑、很多的环节。”周岚说。
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某历史文化资源旁边有一个工厂，规划中要调整成绿地，对不对呢？当然对！画规划图的人认为这还用讨论吗，但真正实施时，政府却必须面对许多现实的因素，工厂搬迁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员工的安置等等，当成本过大时，他可能面临一个选择：要不然先放一放将来再干，要不然现在干需要略加妥协。“一个理想变成现实要有好多的支撑因素，我认为规划将来应该逐步做到不仅仅画出理想，一张蓝图还必须伴随着一系列的政策、策略，和与之相匹配的、持之以恒的、一年年的建设行动计划，这才构成一个完整的规划过程。”
走上行政岗位的周岚，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规划管理工作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南京市的规划工作屡屡获奖、受到上级部门的表彰，周岚也是全国城市规划行业的优秀工作者，但在南京，关于城市建设和规划的公众讨论一直很多，其中不少是批评的声音。作为当事人，周岚觉得“没什么可抱怨的”。有不同声音不等于工作做得不好，与兄弟城市相比，南京的媒体比较发达、市民社会发育较为成熟，因此，老百姓的各种声音能被表达；而政府也在致力于创造很多的渠道，聆听社会意见。
她认为，城市不仅仅是专家的，不仅仅是政府的，也不仅仅是某个的市民的，它是大家共同的家园，城市规划是整体公众利益的代表，是理想与现实的综合。市民有建议权，专家有咨询权，但不等于要按每一位专家和市民的意见做；政府要认真聆听专家和市民的意见，做一个综合最优、最有利的决策。而在这过程中，规划人要有一个平和的态度面对各种意见和要求。
在实践中丰富我们自己的规划理论
周岚将今天快速发展的中国比作一个“穿着T恤的年轻人”，也许不是那么中规中矩，但是生龙活虎，充满着向上的活力。而西方国家比如她留学的英国，就是一个穿着西装的中老年绅士，规范而缺乏活力。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城市化进程、社会环境和人文背景，因此不能简单地在中国复制一个西方的制度，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规划理论。百年城市精品的打造需要时间，而中国的城市发展速度太快了，肯定会有矛盾、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丰富我们中国自己的规划理论。
在今天的中国，规划行业是很红火的，从事设计和技术工作收入颇丰。但在规划管理岗位，付出很多心血，工作没日没夜，收入少不说，听到的还可能更多的是批评。对于这一批牺牲了个人经济利益的规划人来说，当然不无委屈。但周岚认为，规划管理部门在中国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开拓、创新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实践中从事规划管理工作，自己对于城市和规划的理解就会有所加深，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总结，并把这种理解传达给同行，对中国的规划事业发展完善就会有所帮助。“当我有时间的时候，或者我不做规划局长了、闲下来了，到高等院校去，我就可以把我这段时间的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告诉我的学生，因为我觉得目前的城市规划教育太缺少规划管理和实践的内容。我未必有其他教授那么有学问，但是我可以把实践的理解告诉他们，这样我就很满足了。”周岚说。本报记者 李兆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