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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依然存在悬殊的城乡差距是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反思的问题。推进城乡统筹，不仅仅是为了城镇化，也不仅仅是出于对农村发展的若干扶持，而是包含了促进城乡协调的必然要求。那么，我们到底有什么路要走？让我们听听“城乡统筹规划高层论坛”上部分规划专家的看法。
农业产业化不能忽视
“我觉得从指导思想上城乡一体化应该城乡协调发展，不能重城轻乡，不完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了新农村并没有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顾问董光器说。
他指出，国外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比如以色列的农业发展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粮食为主，人多地少；进入第二阶段，自给农业变成出口农业，水果等高附加值的农业出口取得丰厚的农业效益；第三阶段是变农产品出口为技术出口；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走市场化的道路，走农业生产的国际化、专业化、商品化，农业生产走产业化的道路。
另以韩国为例。目前韩国有项尖端农业园的计划，为此政府拿出了1000亿韩元的投资。每个园区内有流通的行业，出口，国际拍卖等，农业园区里有管市场经营的，也有管科研的，种植的计划落实到农民，给农民提供各种必要的条件去生产，使农业园成为大型的出口基地。“与以色列相比，我们现在还处在第一到第二阶段之间。是否走新型农业化的道路？这很值得我们思考。”董光器说，“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应该走公司加农民的模式。农业生产也可以标准化，也可以采用跨国公司的形式。借鉴韩国经验，‘十一五’期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搞一些农业现代园区的试点？通过市场，把‘农业’也变成一个企业，甚至于跨国公司。只要农业生产效益提高了，新农村的建设就不成问题。”
谁是主导很重要
谁是统筹城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导力量？农民？还是政府？行政？还是市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在与记者交谈时说，谁是主导很重要。
在论坛上，他提醒大家注意现有的行政体制中村民自治的问题，这是我们整个行政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理念，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方面，怎么与之结合，要进行研究。
“村民要做还是政府要做？政府要做什么？我的基本想法是，政府既不是球员也不是裁判员，是要建立一个平台，好让这些球员发挥作用，一定要分清政府和市场。现在最主导的倾向，是没有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石楠说。
他同时指出，城市规划从来都是因地制宜的规划，城乡统筹规划没有全国的统一模式，各地一定要结合本地的情况，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群众的实际需要。
另有相关人士认为，在城乡统筹中，弱势市场、强势政府的主导模式往往与政府的政绩有关，在此模式下的城乡统筹，不能完全避免对农民又一次盘剥的可能——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是谋求财力的重要途径，最终受伤的是农民。大量农村居民住进了和城市人一样的高楼大厦的公寓，从表面上看可以说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农民到所谓“市民”的转换，地是省下了不少，地方政府的钱袋子也由于卖地而鼓了许多，但许多农民却因此失去了他们长期习惯的田园，他们的生存状态、生活形态都很值得社会学家研究、反思。
从产权角度调整利益关系
在目前来说，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土地要素是个核心问题。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张晓玲认为，光有一个统筹的规划还远远不够，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在居民点变革中，有个非常活跃的要素：土地要素。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
一是城乡统筹的土地市场的形成，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的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发育非常滞后，到底多少土地配置靠市场？另外，谈到城乡统筹问题，就不能不考虑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市场，我们的政策不允许农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从制度设计上没有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市场，而城镇化过程中要大量占有集体土地，这个城乡统筹的发展效益如何可以想象。“集体土地不能依法流转，这个问题探讨了很多年，呼吁了十几年，但一直没有解决。只有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形成以后，土地资源配置才能有效。”张晓玲说。
二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承认了农民的产权？农民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自己的产权？没有上访并不等于农民的利益得到了切实维护，农民产权意识的提高会带来上访量的增加。在江浙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政府从农民手里征用一亩土地支付四万元，农民的所有保障都已包含其中，甚至养老保险也在里面，这显然不太合理，政府从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对被征地农民而言，政府的责任在哪里？分析表明，中国的被征地农民面临三大风险，一是收入下降，尤其是对土地依靠程度高的农民收入下降厉害，调查显示，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农民认为自己被征地以后收入下降了；二是就业困难，据典型调查，百分之三十三到三十四的劳动年龄段农民没有就业，剩下的人当中又有百分之六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还是靠打工，这是很不稳定的；三是长远生机没有保障。
“实际上是拿走了他们的财产，给他很少的补偿，给他们一个很低标准的保障就完了吗？”张晓玲说，“如何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要从产权的角度把利益关系调整好。”
不要让文化多样性消失
国家发改委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规划部副部长胡东升提出，推进城乡统筹，不能让文化多样性消失。
如何在城乡统筹规划里传承文脉，并且有创新？胡东升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也是理想主义者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的东西。最终传承给未来的不是道路，是文化。而且大家都知道，也都认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族的就是文化的。没有文化就没有特色，它的生产力和形象、自我认识和标识都会消失。这是个大悲剧。
“如果在我们城乡统筹规划中，在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农村都和城市一样，那会非常可悲。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生态多样性的消失，如果再丧失了文化的多样性，那么，最后是一种平庸化，我们面对的是工业革命制造出来的一堆垃圾。”胡东升说，“我希望城乡统筹里面对文化形态，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文化形态，包括社会形态、社会网络、村落、建筑等，尽可能保留原有的形态，。不要一味盲从、盲目跟风，北京人行道上铺什么砖，上海杭州也一样。在这种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下，我们的文化将会全部消失。”
建立统筹城乡的长效机制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书记曾宪川在发言中说，加强城乡统筹规划，虽可在规划技术层面上解决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为土地资源空间调配和城乡空间管理提供支撑，但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城乡统筹发展中存在的“城市统筹农村、城市控制农村”之现状，建立和完善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机制，保障城乡平等发展、城乡共同繁荣，实现城乡和谐协调。
湖州市建设局局长单锦炎则明确提出，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保障。
他认为，长效管理机制要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明确县级政府的村镇建设管理职责，创新村镇建设管理体制与机制，强化基层村镇管理指导的力量，本着行政管理和技术服务分离的要求，探讨政府加强规划引导，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给予资金支持，突出改善居住环境的新机制，寓管理于管理之中的新体制。本报记者 李兆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