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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到规划：打下扎实基础
记者：您从事地理教学和研究工作多年，并在城市与区域规划领域颇有建树。当初您是怎么从地理学转入城市规划领域的？
宋家泰：我很早就对地理学产生浓厚兴趣，1939年起转入中央大学（现为南京大学）地理系，并攻读了硕士研究生，打下地理治学的扎实基础，牢固树立了地理研究的两个基本观点：“区域研究”论和“人地关系”论。从建国到1975年以前，主要从事于经济地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从1975年开始，我的主要精力转向城市与区域规划方面，先后主编或合作撰写了《城市总体规划》、《区域规划基础》等著作，与其他同志共同承担了“城市总体规划布局研究”、“区域规划理论与方法”等研究项目，并负责主持或参与了数十个城市总体规划和区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工作。
记者：据我所知，南京大学地理系是国内大学地理系第一个设立城市规划类专业的。对此，您功不可没。
宋家泰：1975年春，按照原国家城建总局的要求，为了培养城市总体规划的高级人才，我们以原经济地理专业为基础，进行必要的改造，创办了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在此之后，国家又相继在一些院校的地理系创办了这一类专业。
我个人认为，在地理系设立城市规划专业，最重要的意义是，由于经济地理学科的介入和渗透，改变了城市规划学的传统结构，推动了这门学科由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转向了综合性学科。
城市规划要有区域的观点
记者：可以看出，学科的相互交融对于发展城市规划是非常有益的，您认为城市规划可从经济地理学中借鉴什么？
宋家泰：城市规划与地理学外延相通，我认为，城市规划可从经济地理方面借鉴区域的观点。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的基础，而区域基本上是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组成的。区域规划一般是作为城市规划的依据，一个城市规划师应具备区域分析的基本素养，并应善于运用区域规划观点来编制城市规划。
记者：1980年，您首次提出“城市-区域”的概念。此后，一直在为“区域意识”的重要性大声疾呼。
宋家泰：新中国的城市规划学科脱胎于建筑学，规划师也有很多是由建筑师改行过来的，往往心中只有建筑，没有城市；只看到城区，而没有区域的概念。
1980年，我在《地理学报》发表题为“城市-区域与城市调查研究”的论文，强调了城市与区域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提出了城市与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两者是主导和基础的关系，其发展具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本质联系。
城市-区域的观点对制定城市（镇）体系规划布局和科学合理地划分城市经济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得到了国际地理学界的认同。此后，我积极宣传，并在实践中充实、完善这一观点。
记者：区域的观点现已深入人心。但在区域规划“热”中，矛盾和问题并存。对此，您怎么看？
宋家泰：我认为，区域的观点深入人心，首先这是好事。这个局面的出现不是哪一个人的贡献，而是反映了学科发展的一种客观规律。从中也可以看出学科的相互交融对于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讲城市规划要有区域的观点，要“跳出城市论城市”，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系列具体问题，不光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层决策者的注意，切实加以研究解决。
用毕生的精力孜孜以求
记者：您一直都在关注城市与区域规划的有关问题吗？
宋家泰：最近几年，由于年龄及健康原因，我的学术研究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但还是十分关注一些问题的。譬如，关于中国大城市区域交流的研究是一个很富有挑战性的大问题，这可以结合我国确定的城市发展方针来进行研究。国外的实践丰富多彩，可以借鉴，但更应从我国特殊的自然、经济、社会、地理特点出发，以推进我国整体的现代化和大城市区域的城乡建设。中国大城市及城乡建设发展必须和城市群的发展联合起来研究。
记者：确实如此。您对今天的规划人有何期望？
宋家泰：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繁衍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把广大的城乡空间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大事！我个人觉得，应该在规划界大力提倡敬业精神，我们的不负责将会导致永远的遗憾，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们一直说，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不是一两个人，或者一两门学科能够研究透的，必须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发扬协作精神，才能把城市规划好、建设好。
城市规划的问题需要我们以毕生的精力去孜孜以求，没有这样一种精神，最多你只是一个略知城市规划的工匠而已，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规划师，更不用说是大师了。
[采访后记]对宋家泰先生的采访，是我们最为难忘的一次经历。数年前的一次车祸，让先生无奈地告别规划的公众视野，从此卧床，再也没有站立起来。
躺在一张简陋的小床上，穿一件五年前“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的文化衫，满头白发，瘦小而干瘪，颤动的手臂，含混不清的口齿，虚弱无力的话语，我们看到的宋家泰，是那么羸弱而苍老！但他的思维仍然清晰。从那颇有些无力的铿锵顿挫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内在的激情。
规划中南京拟建多少座长江大桥，安徽某市脱离实际要建汽车城，等等，宋先生都如数家珍。躺在病榻上，他依然坚持看报，虽然已经是那么吃力。关注时事，心系规划，那似乎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
采访到后来，宋先生的声音越发嘶哑无力，喘息也更加粗重不匀了，但他仍然不断地询问我们：“讲清楚了吗？听懂了吗？还有问题吗？”
近两个小时过去，我们再也不忍心将采访继续下去，委婉告辞。在我们起身的时候，分明听到了先生一声深深的叹息。他喃喃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似乎在为没能帮我们完美地完成这次采访而心中愧疚。
离开宋先生的病榻，跨过那道有些简陋的防盗门，走出那个寒酸而凌乱的小小居室，刹那间，那股一直在胸中冲撞的情感激流几乎要喷涌而出。
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采访宋先生的情感记忆充斥着我们的心田，我们的心很痛。一个为规划事业毕其一生的老人，曾经的业内泰斗，晚境竟如此凄凉！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50年曾经走过的道路。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奠基的前辈。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本报记者 李兆汝 通讯员 曲长虹
宋家泰：1915年生，安徽肥东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资深会员，南京大学地理系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教授，博士生和博士后导师。1939年起在中央大学地理系就读，1945年9月留校迄今
